一个武大毕业班的疫情实录 | 深度报道

记者/佟晓宇 实习记者/郑欣悦

编辑/刘汨

武大校园内的樱花

大四第一学期考试结束，老师组织大家把手里大大小小的德语词典摞在桌上，20个人站在后面，拍了张照片。那时没有谁会想到，这张照片可能会代替毕业照，成为武汉大学2020届德语班的最后一张合影。

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，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动荡的假期。疫情之下，武大校园封闭，樱花树下身穿学士服拍照的愿望暂时落空；大家身处各地，最能体现四年同窗情谊的不是一次次毕业聚餐，而是对被困武汉同学的加油鼓劲。

开学日期一再推迟，在线上班会，班级老师一次次提醒大家，无论是考研、就业，还是出国，各种事宜要尽早确定。但还是有很多变数存在，各种招考信息迟迟没有公布、求职面试变成了线上模式、被国外大学录取后欧洲疫情爆发......

2020年的春天，带着彷徨和遗憾，这个来自武汉的大学班级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毕业季。

武汉大学部分食堂已重新开放

同窗

严彦是山西大同人，18岁前没见过长江。来武汉大学报到的时候，火车经过长江大桥，严彦激动又迷茫，“未来四年在这里，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。”

相比德语专业，对严彦吸引力更大的是武汉大学，“校园真的很漂亮”。跟每个同学初见时的情景已经模糊了，严彦记忆最深的是军训时，每个人都穿着军训服，班里20个人，算上他有三个男生。 

德语班上很多人都是如此，军训成了彼此相熟的机会。陈秋萱开始有些担心，同学会不会都是难以相处的高冷“学霸”。还没等军训结束，她和室友们已经开始频繁在武大边的东湖新村约饭，点一份大家都喜欢的双喜铁板烧。

当四年时间过去，德语班成了一个亲密的集体，同学们已经数不清组织过大小多少次聚会。

以往每年三、四月，武大樱花盛开的时节，校园里会挤满慕名而来的游人，相机不抬高一些，拍到的就都是脑袋。因为没有“独享”的时刻，德语班的同学很少在这个时候去樱花前拍照。

但2020年毕业在即，这个春天本该是例外的。陈秋萱很早就有了计划，要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拉上三个舍友，穿上汉服，在樱花树下拍几张照片。“漫天的樱花雨洒下，落在每个人身上，一定是很美、很浪漫吧”。

1月5日，陈秋萱走在宿舍楼道里，只看到剩下的零星几个同学。回家之前，陈秋萱简单地清理了宿舍的垃圾，看到床上摊开的被褥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把它们收进真空袋，“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就先暂时不收拾了”。

对于那时零星的疫情消息，班上大多数人都没在意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本科的最后一个假期，也成为了最漫长的一个假期。

疫情

1月23日，梁贻成了德语班唯一一个还在武汉的人，“其实那天可以开车走高速的，但我们家没做好准备就没走，以为只是暂时的封闭”。

次日，梁贻在班级群里告诉大家，自己正身处“重灾区”。微信消息紧接着响个不停，“戴好口罩”、“保护好自己”……班里一位老师也给梁贻打气，“我也在武汉，和你同在”。

梁贻依然很焦虑，还没搞清状况，邻居就被救护车拉走了，父亲的朋友里，也有人确诊了。梁贻觉得被恐惧笼罩着，担心自己已经成了无症状感染者，她一度在群里对大家说，“可能没法再和大家相见了”。

班上同学接力回复，让梁贻不要害怕，要多做运动、看书、转移注意力，他们告诉梁贻：“下学期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”

因为有武汉的轨迹，班里其他同学也经历了一些波折。2、3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林佳蕊每天都会接到好几个不同部门的电话，派出所和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几次来到她家走访。

她在朋友圈里看到，一个已经毕业的武大学长，因为“鄂A”牌照，在外省被人指指点点。一次林佳蕊去收快递，快递小哥看到她的号码归属地在武汉，会抬起头多问一句：“在武汉上学还是工作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武汉封闭前十天，江澄就已经回到了老家，但村委会还是通知了其他村民，不要到江澄家串门，父亲也不能随意出门和邻居聊天，这多少让江澄感到有些“别扭”。

这样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四月初，父母复工要去外省工作。江澄觉得父母年纪大了，很怕他们在外会遭遇歧视，“心疼，怕他们更加心凉，可不出去做事，家里又没收入。”

德语班同学留影时将字典叠在了一起

漫长的假期

直到武汉解封后，学校仍没有通知学生返校，陈秋萱意识到，这个漫长的假期还要继续。

电视里，陈秋萱终于看到了还在封闭中的武大宿舍，还有久未谋面的宿管阿姨。她听说，有同学会和宿管阿姨打视频电话，想看看自己宿舍里的情况，但陈秋萱这次不想再麻烦阿姨了，“我的被子肯定已经发霉了，还有那些小零食，肯定也都过期了。”

长时间待在家里，陈秋萱学习效率一直不高，之前在学校她可以一天在图书馆泡10个小时，但在家没法保证这样的学习强度，“越是焦虑，越想拿起手机，在漫无目的的滑动中消耗时间。”

毕业论文进行的也不顺利，初稿、修改、定稿，每一次修改都在折磨着陈秋萱。和导师的讨论只能在线上，微信语音通话成了最常用的沟通方式，这还要找一个双方都合适的时间。这样的沟通零碎且概括，常常出现读不懂导师要求的情况。

严彦的计划里，假期只有二十几天，之后就会回学校继续论文写作，所以连笔记本电脑都没带回来。严彦也很想念学校的图书馆，他尝试按照在学校的作息，早起，吃了早饭就开始写论文，但是在家里休息来得太容易，走几步就能回到床上，也总是会再拿起手机，“跟在学校图书馆太不一样了，所有人都认真做自己的事，那种氛围没法营造。”

除了学业，还有更长远的事情考虑，无论就业还是继续深造，德语班很多人的未来都产生了变数。

4月15日研究生考试国家线公布，陈秋萱看到的时候心里一凉，她比国家线低了几分，无缘心仪的学校。陈秋萱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，决定报考家乡河南的选调生。在往年，河南的选调生考试一般会在4月中旬出公告、5月中旬考试，但今年这些事项都没能如期开展， “估计还要再延期一段时间吧”。

严彦同样考研失利，他想尝试找一份在北京、上海或是武汉的工作，但发现在错过秋招后，岗位在减少，而且疫情之下，很多招聘变成了线上形式。

“线上面试带有一种不真实感，交流氛围不如线下”，有一次他线上面试一个德语销售助理的岗位，面试官问了一个关于工作压力问题，“我想表达一份工作要有适当的压力，但是面试官以为我想找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。”严彦认为面试官误解了他的意思，但还没来得及说清楚，对方就因为时间关系挂断了。

还有人则面临着对武汉“去”与“留”的选择。

秋招的时候，江澄已经得到南方一家企业的offer，工作地在深圳。但因为女友在武汉，江澄其实还是希望能离这座城市更近些。这半年，江澄原本想多陪陪女友，无奈疫情下分隔两地，两人每天都会抽一点时间去“吵架”，他爱打游戏通常是诱因，“就是小打小闹啊，也不会持续多久，然后就好了”。到了深夜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江澄会希望对方在自己身边，“哪怕吵架也好”。

江澄还在观望春招，看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留在武汉，但他做了一些就业调查，“现在武汉就业岗位和人才比例失调，很多中小企业都在裁员。”

梁贻原本的计划是，在毕业后去欧洲读研，继续学习德语。一个舍友也和她有同样的打算，但因为把申请材料都落在了学校，最后没能成功。梁贻赶在学校封闭前拿回了材料，三月初，她被一所瑞士的高校录取。

那时，武汉的情况趋于稳定，欧洲的疫情正在爆发。梁贻在网上加了一些群，里面都是面对同样状况的留学生，“大家多是观望的态度。”

梁贻也想再看看，如果欧洲疫情控制得不理想，她可能会留在国内，先做些和德语有关的兼职，然后再申请明年春季入学。父母是同样的想法，劝她今年先留在国内。 

曾经课上的板书

“肯定会见面的”

林佳蕊早就憧憬过自己拍毕业照的那一天。去年6月，她看到即将毕业的学姐在武大牌坊前合影留念。毕业生拉着手一齐高高跃起，四方帽被甩向天空，快门声咔哒咔哒响个不停，“我本来以为我们也会有的，现在看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” 

正式的返校通知还没有发布，之后学校可能会采取“分批次”的方式组织2020届毕业生返校，一个寝室每次最多回去两个人。这意味着，同宿舍的四个人可能没法在学校团聚。

陈秋萱有些后悔，没在放假时跟舍友们好好道个别，她还很想再去次图书馆，她在那里度过了“最美好”的大学时光。大三准备考研时，陈秋萱在图书馆里挑一个靠窗的位置，一待就是十个小时，她还记得那些蹲着背书的或是坐着打盹的同学，也有人焦虑地在图书馆里走个不停，她认为这些场景就是大学的意义所在。

陈秋萱还舍不得梅园教工食堂5元一笼的小笼包，赶在早课8点前，她会去买一笼小笼包，再来杯米浆，“这是种很快乐的搭配，那种虽然要去上课，但还能吃到好吃早饭的快乐。”

严彦想念的是武汉的江和湖，“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宽的江，还有那么多湖。” 他原本约了三四个朋友去云南毕业旅行，也因为疫情暂时搁置，“等大家都有时间再聚时，可能就要到春节了吧”。 

他绝对不会怀念的是宿舍的蟑螂，第一次在宿舍看见蟑螂时，他惊呆了，“南方的同学告诉我那是什么，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大个儿。”

梁贻的舍友都在外省，不打算返校了，梁贻可能要一个人回宿舍帮大家收拾东西，给每个人寄回去。她也希望能再帮大家做些事，但并不觉得伤感，“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但我很确定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” 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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